2007年的《物权法》对征收与征用的差异揭示得最为明显：该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它不动产。
2.宪法实施的新分歧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了宪法司法化之争后，中国宪法学研究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宪法通过法院实施（宪法司法化）——宪法实施是什么（宪法实施不等于宪法司法化）——中国宪法如何得到实施的螺旋上升过程。但人们不可能永远诉诸历史论证，在完成民主革命建国任务之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民主的含义已经添附了新的实践内涵。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其中，1988年宪法修正案只有两条，尽管意义重大，但并没能产生规模效应。[22]经过两个回合的反思与重述，民主、法治、人权、主权、制宪权、共同体、根本法、高级法等理解什么是宪法的关键要素，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涉及。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宪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等。[59] 检索日期：2011年3月21日。
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围绕82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学者们积极宣传宪法、解释宪法，正常的学术研究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成果数量逐渐增多。[37]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宪法上的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良心自由）是一种国家要保障的自由，保障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立法、进而是执法和司法等一系列途径加以实现，同时对法律及其实施是否有违思想自由进行监督检查。
学校（尤其是大学）不是政府下的半官方机构，不是行政的附属物，不是国家政策的注释者和宣传机器。[28]禁止言论自由而强求意见的一致而给科学造成的窒息已经一再被历史所证明，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时期，推行意见统一甚至适用于那些显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特别是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学领域。三、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严格地说是媒体的自由而不是新闻的自由，它是媒体所享有的自由，在这里自由的主体是媒体而不是新闻。但是保持私人信息并不完全是存在的自然属性——它还受技术上的限制和决定。
有了思想自由，言论也不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恐怖只能使意见的实质成为大家都注意的问题，而他们原对这意见是毫不注意的。
因此学校在帮助学生实现其受教育权的过程中，要贯彻言论自由的精神，要保证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享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14]书籍是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15]因此通过出版途径而发表的意见往往比一般言论发表的意见更多地体现了人类思想中的智慧和精华。四、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出版作为一种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表达思想和意见，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是其出版的文字（包括绘画、音乐、摄影等），出版只是帮助实现其思想和意见的手段。当然，媒体是否能够将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民众不仅取决于媒体是否享有新闻自由，而且取决于新闻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新闻人的职业操守等多种因素，但新闻自由无疑是将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民众的前提。
[13]公民有出版行为并不等于公民有出版自由，在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完全禁止公民的出版行为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或许由于胆怯，或许由于愚昧，或许由于习惯，或许由于道德的教化，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只接受灌输而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现行信访制度关于不得越级上访和将纠纷解决在基层的想法看似合理，但是在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距离纠纷越近的权力层级往往与纠纷源具有越密切的利益联系，这使其在面对矛盾时肯定会倾向于维护或至少不去伤害强者的利益。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公正，导致公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出现，而公民权益在现有法律救济机制下又难以得到保障，信访制度也就成了公民权利救济的主渠道。
查志刚，河北邯郸人，邯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行政法。进入专题： 信访制度 功能 民主监督 政民沟通 权利救济 。
（三）信访机构的独立性信访制度的补充性地位并非就是信访机构的弱化，而是信访制度定位的科学化。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助于党和政府了解真实民情，但是由于法律救济机制的虚置化，大量群众选择了通过信访来维权。
这方面英国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该国的监察专员由女王任命产生，终身任职，并且独立于行政机关，其薪俸从同一基金账户中支付，除非经议会两院议决或因健康状况不佳，不得被免职。（二）理论意义上信访制度的功能应然意义上信访制度应该具有什么功能，这要从变迁的行政法视角下，通过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信访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来考证。有限政府不仅在于其规制功能的有限性，也在于其对法定救济机制的尊重。（四）其他信访事项等。如果我们只听下面报喜不报忧，冲昏自己的头脑，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呼声，绝对搞不好我们的工作，连判断都是错误的。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同一官署忽而忙于维护国家利益，忽而又将国家利益弃置一边，忙于维护正义，显然极不协调。
但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只能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缺乏审查合理性的能力，但是面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又不能进行监督和制约，所以设置一定的制度对行政进行监督就成了必要，如通过议会、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权力性监督和公民、社会团体等社会性监督。特别是在一些流动性不大的地方，权力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公民所遭受的冤屈根本就无法在本地获得公平解决，甚至会得到加倍的打击报复。
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和政民沟通、公民权利救济两方面。走入误区的信访导致了司法权威的削弱、信访机构的无限膨大和公民权利救济的衰微。
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却伯认为：文本自身才是法律，制度都应是以实在法的文本规定来确立其基本功能的。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虽然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结和稳定社会关系，但是本地化的司法往往在当地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不能做到独立、公正的司法。
而信访则依靠领导者个人的素养和关注，依赖自上而下的批示和压力，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与作为法律救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相比，信访救济应该定位为法律救济的补充性机制，并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元。[11] 随着行政自制理论的发展，更应该明确的是，事前的规范比事后的救济更加利于公民权益的保护，因此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规范其权力行使的方式，细化其裁量行为，真正做到从小事向人民负责，而非运动式的救济情结和救世脸谱。此外，一些地方人大制定的规范信访的法律性文件如《北京市信访条例》、《江苏省信访条例》等关于信访的定义，基本上是对国家《信访条例》的复述，从而也重申了国家信访条例关于信访功能的界定。
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心理抗压能力，是不会选择行政诉讼的。三、信访制度本位功能的回归进路信访制度本位功能的回归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提升其民主监督和政民沟通功能时，更要着力于对其救济功能的消解，而这需要民主的整体推进、政府的自制理念的培育，信访机构也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非仅仅是权力的传声筒。
在人大有效的监督下，必然会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违法和不合理的行政自然就减少了。信访机构主要有独立的信访机关和单位内设的信访机构等，对于独立的信访机关，如国家信访局、地方各级政府的信访局等，必须赋予其独立的财政和组织法地位，可以根据职权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并有权做出独立的建议。
而人大代表无论是为了谋求自身的连任还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都会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从而选举出人民信得过的政府，并会致力于对政府的监督。1.行政法变迁视角下的民主监督需要随着行政国家的拓展，传统意义上的依法律行政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巨大变化。
然而我们要铭记的是，当法律救济机制被信访取代的时候，当公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去寻求信访渠道的解决，只能证明法治的尚不昌盛和宪政路途的遥远，并会进一步地陷入恶性循环。人大制度作用的实现依赖于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这样选民的意愿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反映到立法机关中。第三，从公民角度来看，当公民面对冤屈时虽然有极强的维权意识，但繁杂而难以理解的法律往往会使一个法科毕业生望而却步，更别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一）历史、社会背景信访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以往的研究成果也特别注重这一点，如清官情结，告御状的传统和登闻鼓制度等。
现行的信访一票否决制度也给访民提供了一个维权的变异视角，地方政府越怕什么就要做出什么，从而百折不挠地走向上访之路。[9]这无疑使得信访制度偏离了其本来的职能。
正如于建嵘教授所言，该模式虽然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但在法治的社会，不是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是依靠领导、行政批示、部门协调去解决，实际上是对法治的伤害。而从理性人角度考虑这种思维也具有合理性，因为关系网络的亲疏一般呈现出向外围递减效应，人只有对那些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才能表现出超然的态度。
从而把信访工作定位于接受人民监督和服务人民。选民不能根据民主选举的途径来监督其代表，进而通过其代表来反映诉求，使得公民作为国家权力来源的主权者地位丧失，面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时，不得不选择通过向更高级别的权力进行诉求来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无法通过民主监督的途径来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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